朱达诚和他的“三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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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达诚和他的“三个故事”

        (1/2)朱达诚

        朱达诚和他的“三个故事”

        (2/2)家(雕塑) 2011年 朱达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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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内,耸立着一座3.5米高的铜质雕塑《家》,悬空的立体草书一笔而成,圆劲有力、使转如环,这是雕塑家朱达诚创作的极具中国美学特质的书法雕塑作品。空灵韵致的“家”字蕴藏着一种生命的动力,正如艺术家所说:“家,从来是人类的栖所,即使是四海为家,仍离不开个家字。”

      2019年,移居香港30余年的朱达诚将其毕生创作的30余件代表作和相关珍贵文献全部捐赠给家乡湖北美术馆,这批作品有力地增补了20世纪湖北美术专题与当代雕塑的收藏研究体系。7月5日,湖北美术馆策划举办了“艺道融心——朱达诚雕塑作品展”,展出了朱达诚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小稿近80件,以及读书笔记、创作手记、纸本手稿、信件、出版物等相关文献。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表示,一方面希冀通过对朱达诚从艺历程、师承交往、创作特质的系统梳理,探讨至美至善的艺术之道与描绘时代精神图谱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展览的形式,在美术史研究和展览叙事之间建立有效的链接,让藏品以美术馆为载体,产生新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

      时代的亲历者、塑造者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雕塑发展中,朱达诚是一位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1942年生于武汉,先后就读于武汉艺师美术系附中、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班;“文革”期间,以辅导群众美术为主,并重点辅导黄陂农民泥塑5年;曾任职湖北省美术院雕塑室主任;1984年移居中国香港,凭扎实的艺术功底和踏实勤勉的奋斗精神开创出一番天地。

      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孙振华将朱达诚归为新中国第二代雕塑家,“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接受的雕塑教育,除了从老师那里接受了良好的西方写实主义的雕塑训练,在创作中,他们的面貌更加多样,有更自觉的个人追求。”“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在社会的剧烈变动中,也承受了很多压力,经历了很多曲折。”显然,朱达诚具有这一代雕塑家的共性,比如扎实的基本功、曲折的经历、责任感等等。但共性之外,他的个人特质是鲜明的,比如勤奋、敦厚、乐观与豁达,又如他的循艺之道、融于时代和意蕴在心。

      这些特质从展厅中的一件件表现真善美的作品中便能感知到,从198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的毕业创作《三个和尚》,到获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的《热泪》,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梦醒》《祈愿》等,基本是以大的块面表现,厚重而有力量。这些作品既有对人性的塑造,又有对所处时代环境的关注:《梦醒1》是一位姿势优美的女性,呈现出力与美的融合;《梦醒2》则是一个如罗丹《沉思者》般强劲有力的男子,富有内力。《热泪》与《祈愿》,前者表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获胜之后相拥而泣的瞬间,在塑造人物、记录事件的同时,亦折射出团结奋进的时代精神;后者创作于1996年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时,以母亲的怀抱紧紧地向内聚拢,同时注重手的刻画,突出祈愿的动态。

      艺术语言的探索者、创新者

      不少业界专家一致认为,朱达诚的创作高峰期是在1984年移居香港以后,可以说,他的才华极大地适应了香港这座国际大都市对公共环境雕塑艺术的需求。多年来,他受委托完成了大量的肖像雕塑作品,对象均是为香港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如邵逸夫、霍英东、董浩云、保罗、遮打、李兆基、利荣森、劳思光、唐君毅、李小龙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托完成的两座孙中山先生铜像。孙中山纪念馆的铜像,建成于2006年,以孙中山17岁时的一张照片为原型,整体设计为一手拿两本书(英文书和中文线装书),一手提长衫,快步前行,融合中西、立志振兴中华的青年孙中山形象跃然而出。香港公园内的孙中山铜像及置于其后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座不锈钢雕塑,完成于2011年,是朱达诚把社会任务与自己的东方审美追求相结合的一件作品,进一步奠定了他在香港文化艺术事业中的地位。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殷双喜在仔细观看了朱达诚的人物雕塑后表示,刘开渠、张祖武等新中国第一代雕塑家对雕塑的理解非常本质化,表现的作品充满正气,而受这些前辈老师的影响,朱达诚创作的孙中山像以及其他人物肖像都能够准确地抓住人物的神,没有时尚的视觉噱头,完全是以朴素为艺术的最高标准。“朱达诚的雕塑猛地一看没有华丽的外表、没有绚丽的效果,但是经得起看,很耐看。”殷双喜说,中国的现实主义雕塑在引进了法国的雕塑和苏联的雕塑以后,也逐渐吸取了一些民间、民族的艺术,而在这方面,朱达诚这一代雕塑家探索出了一条艺术发展之路。

      虽然人物肖像在朱达诚的作品中占很大的比例,但除了这些写实作品,他的抽象雕塑作品也别具一格,比如香港中山公园的锻不锈钢作品《博爱》,比如由大量金属、木、石材料铸成的作品《天地间》等等,这些作品都巧妙地将书法的笔触和起承转合融入到立体的雕塑及空间中。武汉美术馆馆长助理宋文翔认为, 这是对汉文化精神内涵深入理解后的外在美感的呈现。“由平面的线变成立体的线是有难度的,弄不好会变成一种单薄的、呆板的线条的机械呈现,变成街头城市化雕塑的感觉,然而朱达诚的草书雕塑则通过线的抑扬顿挫把空间舞成了灵动的美感造型,可见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研究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湖北雕塑的推动者、

      走出去的践行者

      说到朱达诚,还不得不提及他与湖北黄陂农民泥塑的渊源。20世纪70年代,曾经蜚声海内外的湖北黄陂农民泥塑是湖北群众文化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不是群众自发的,而是湖北美术学院的艺术家们借鉴陕西户县农民画的经验,下乡发动的。而在组织和辅导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的就是时任湖北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主任的朱达诚。当时作为朱达诚同事的原湖北美术学院院长唐小禾就见证了黄陂农民泥塑从开启到兴盛的全过程,他回忆道:“曾经与朱达诚一起在农村蹲点了几个月,一起辅导农民画画儿、做泥塑,我看到他是怎样工作的,他放下个人的事情,下乡最多,联系农民作者最多,抓展览、操作具体事务最多,为此做出最多的奉献。”重提旧事,足见朱达诚的事业精神和为人处世的态度。当时黄陂农民泥塑培养的几个青年作者以及朱达诚的学生,如今都成为了湖北乃至全国雕塑的骨干。

      朱达诚的社会活动能力以及对艺术的贡献还不止于此,移居香港后,他积极融于香港社会,推动香港文化事业的发展,成为香港艺术公社董事会主席;多次组织粤港澳三地雕塑家联展交流;还以艺术公社为平台,团结老中青雕塑家创立了香港雕塑学会;注册慈善机构;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担任艺术课程导师……2007年,香港特区政府为他颁授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对香港文化事业做出的贡献。也因他的艺术水平与事业精神,香港美术家协会推选他为常务副主席,引领和促进香港特区美术的发展。

      一路走来,艺道融心,朱达诚不仅见证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湖北雕塑的发展并为之做出了重要贡献,创作了大量反映历史与现实题材的雕塑作品,影响深远;移居香港后,又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秉承中国文化传统,吸收西方抽象的形式语言,创作出许多具有当代意义的作品,并积极推动粤港澳地区雕塑与文化交流,使雕塑走出地域的局限,走向更广阔的空间。

      “通过展览,我们可以看到一位雕塑家与他的时代的故事,同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艺术家与他的家乡的故事。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位艺术家与他的艺术创造的故事。”孙振华用这“三个故事”总结和阐释了朱达诚的雕塑创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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